任继周（1924—），山东平原县人。我国现代草原科学奠基人之一，国家草业科学重点学科点学术带头人。1948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同年应盛彤笙召唤进入国立兽医学院，历任助教、讲师；1958年赴越南河内讲学一年；1959年后，历任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主任、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创办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任所长。1995年荣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中国草原学会名誉理事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是我国草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现代草业科学的开拓者。六十余年来，潜心草地农业教育研究的他，为我国草业教育和科技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他成功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定位试验站、创建了我国农业院校第一个草原系；

他成功建立了草原分类体系，较国外同类研究早了八年；

他提出的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指标——畜产品单位，结束了各国各地不同畜产品无法比较的历史，被国际权威组织用以统一评定世界草原生产能力；

他成功创造了划破草皮改良草原的理论与实践，使我国北方草原生产能力提高1倍，并得到推广应用；

他建立的草地农业系统，在我国食物安全、环境建设和草业管理方面展示了巨大潜力。

如今，虽已年过九旬，他依然为青年时就立下的志向奔走呼吁。这一切，缘于他浓浓的家国情怀。

  科学救国志，铁肩担道义

在任继周的记忆里，美丽的家乡山东在抗战伊始就被侵略者占领。山河破碎的光景里，少年任继周颠沛流离大半个中国撤向后方，他辗转长江流域，在动荡中继续自己的学业，只为了“科学救国”。

“我曾念过5个中学，大都不超过半年，”任继周回忆，抗战时期，读书尤为艰难，课本极为稀有和珍贵。“课本都是倒茬念，高年级读完的化学、物理、数学和英语课本再传给低年级。”除了这几门课，别的科目都没有课本。“学生们都有共识，很爱惜书，舍不得在上面写一个字，只靠做笔记记忆。”

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各类书籍“打开”了任继周探索知识的大门。四川江津国立九中里三间又小又破旧的图书馆，成为他记忆中的珍宝。蜷缩在狭小低矮的书桌上，“我先是做完了图书馆里的数学、英语习题集，接着又开始背诵四书五经。”

抗战时期，亲眼目睹动荡时局给国人带来的艰难岁月，任继周立下志向，誓要“科学救国”。可是，怎么样做才能科学救国?任继周哥哥任继愈成为他的“人生导师”。

“哥哥告诉我，他学的哲学有点务虚，希望我将来到大学里学习一些更实用的学科。”那时，他也已通过大量书籍近距离了解了西方国家。“科学改变世界”的概念在他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

任继周就读的最后一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的对面，有一片绿草成茵的畜牧试验场。安静恬淡的小环境总能让他忘记一切烦恼。于是，畜牧这门学科逐渐“走入”任继周心里。

任继周年轻时体弱多病，他发现，身边青少年大多如此。“与西方相比，我觉得我们的食物还是以填饱肚子为主，摄入的动物性食品太少。”从那时起，任继周便暗下决心，决定报考畜牧专业，通过努力改变国人的膳食结构，让国人更加强壮。

天遂人愿，任继周如愿考上了位于重庆的中央大学，师从我国草业科学奠基人王栋，专攻牧草学，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

置身大西北，事业建奇功

1948年，为成立畜牧系和未来草原学科储备人才，盛彤笙请王栋教授推荐一名畜牧兽医系的毕业生，再跟他进修两年牧草学。在王栋的推荐下，加上任教时的印象，他选定了任继周，从而在中国造就了第一位现代草业科学的大师。

在盛彤笙身上有这样一种人格魅力，他关心你的学业、事业、前途、家庭、生活，细致周到，直达心灵，不图报答，不求感恩，但却使你无法释怀，难以平静。对此，任继周院士多次回忆了恩师对他的培养：

“1948年，我从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毕业，当时东北也在招聘大学生，其条件也很吸引人，我当时应聘并将行李都捎到哈尔滨，而同时盛先生也写信邀请我到兰州来任教，我就听从了当年老师的召唤，来到国立兽医学院。到校后，他又到宿舍来看望，关切地问我吃的怎样，习惯不习惯，并问我愿不愿意去进修牧草学，我连忙说愿意。他这么一个大学者，院长的工作那么繁重，还要抽出时间来关心一个青年人的生活和学业，的确令人非常感动，这种情况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随后，盛彤笙致函中央大学农学院：

“本院为教学上之需要计，拟派助教任继周君于48年8月份起，前来贵院随同王栋先生研究牧草学一年，该员进修期间薪津当由本院照常支给，拟请贵院就近给予寄宿方便并赐指导。”

王栋教授是将现代草原科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创立了中国草原学科体系，任继周就是他培育的第一代草原科学人才。

盛彤笙同时还委托中央大学的同事罗清生教授，为任继周进修期间的吃住问题、实习场地、图书资料等方面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着任继周，他特致信恩师：

“生在中大进修事，已蒙兽医学院方面正式允准，欣幸殊深，中大方面，罗师（指罗清生）及栋师（指王栋）均面允帮助，住处、进修工具及图书已算确无问题。於此，生愿郑重申明，於明年进修期满后，保证赴兰，绝对秉承吾师指示，於进修期间不兼作研究生或兼营任何副业，专心研读牧草及有关科学，以期确有进益，以报吾师厚望於万一。

昨承栋师召见，云进修事可俟本学期结束后开始，八月或最相宜。进修计划，大概除作田间栽培及实验室之工作外，并在栋师指导下读有关书籍，并加摘录及保存。可在牧草研究室内为生加设一书桌，於下学期开学后，再斟酌旁听他院系课，如植物分类、分析化学等，以后进行情形，当随时祥呈核示。”

任继周说到做到，后来东北招聘团到中央大学以优惠的条件招人，许多同学都应聘东北并鼓动他时，他不负师恩，不为所动，在进修期满后，按期来到大西北的兰州。临行前，王栋教授给他写了一副意味深长对联，勉励他立志高远，不畏艰苦，为人民建功立业。对联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

1950年2月，任继周携中央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当翻译的妻子李慧敏一同来到了兰州。到校后，盛彤笙更是关心备至，其细致入微，令人感动。他回忆说：

“当时兰州的条件很差，吃水要到黄河里去拉，冬天很冷。我到达之前，盛先生就安排好宿舍，并几次到宿舍检查，看窗户纸糊好了没有，水缸的水打满了没有，取暖的煤、火炉和引火的柴备齐了没有。安顿好后，又请我们全家在小西湖一家饭馆吃饭。当时我是个刚刚大学毕业、进修两年的青年人，何况又是他的学生，算个什么人才？居然这样以礼相待，这是难以想象的。”

任继周到校后，盛彤笙将他聘为讲师，并安排了一个16平米的牧草研究室。5月到兰州，6月就让他参加全国性的草原考察，并将他安排在甘肃组。考察需要照相机，盛彤笙拿来从德国带回的蔡司相机，亲自教他操作。通过一年多的考察，任继周的足迹遍及甘肃和西北数省区，摸清了家底，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经受了锻炼，同时也真正领悟了盛彤笙将西北作为畜牧兽医事业基地的道理。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从盛先生的身上，我得到了启发，人的工作地点应该怎么选择？关键是要根据工作的需要来选择。盛先生在甘肃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但他的成就在那代人中是最高的，因为他的工作有园地，有土壤。我到西北工作60年了，我从不后悔来到西北。我初到兰州时，实验条件极差，牧草研究所也是有名无实。后来我考察甘肃的草原，发现草原类型非常复杂丰富，是个天然的大实验室。我考察了一年，回来后非常高兴，有用武之地。我曾经面对美国、北京等地的邀请，但都没有去。后来草原生态研究所批下来了，起初条件很差，牌子在电线杆上挂着，但大家干得很起劲。我成了院士后，全国到处在抢，我还是没有去。”

1951年夏，盛彤笙又邀请中央大学的王栋教授来兰州讲学和考察，并以西北畜牧部的名义，组织草原调查团，请王栋带队，将任继周配为助手，率领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师生30余人，在山丹大马营和肃南皇城滩进行草原调查，通过典型调查，找出畜牧业生产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在王栋教授指导下，任继周撰写出《皇城滩、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回来后，盛彤笙认真地进行了修改，并为它作序。1954年，由任继周执笔、王栋审校、盛彤笙作序的中国第一部草原调查专著——《皇城滩、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正式出版。前后两次考察和调查，特别是名师大家的指点，使任继周对甘肃草原的情况有了较深的了解，也为今后提出草原类型学术理论奠定了基础。

任继周回忆说：“恩师要求十分严格，在《皇城滩、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作序时，一天，盛先生把我找来，说序写好了，同时指点着几处错误，用很重的语气说：‘这是著书立说啊！’此情此景，历历在目。至今我写东西，不敢草率从事。进入老年，错误多发，尤其小心，一定要请人校阅，才敢交稿。”

任继周仿佛是为草业科学而生，几十年来，一头扎在草原、牧区搞研究，艰苦备尝，乐此不倦。1954年，他在草原类型较为典型的天祝马营沟建起了高山草原定位试验站。这里海拔3000多米，全年无霜期只有一个多月，六月天还结冰，开始两年住帐篷，打地铺，以后才修了几间简易的房屋。就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条件下，任继周却坚持科研、教学工作20多年。刚建站的四、五年中，他教学科研两不误，每周三天在学校上课，四天跑天祝草原站，进行高山草原定位研究。1964年，在他的倡导下，甘肃农业大学畜牧系创办了草原专业，以后又独立发展成为我国农业院校第一个草原系。即使在文革那样混乱的情况下，他没有像其他一些人去打派仗，搞批斗，而是一如既往搞自己的研究。当时没有自记仪器，各种数据全靠手工记录，早、中、晚一天三次，一年四季没有一天停顿过。在这里，他创立了草原的气候-土地-植被综合顺序分类法，现已成为我国公认的两大草原分类体系之一；在我国率先建立了一整套草原改良利用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措施，现已普遍应用于青、藏、川、甘等高寒牧区；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草原划破机-燕尾机；研究提出了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新指标——畜产品单位，被国际权威机构用来评价世界不同地区草原生产力；研究提出了草原季节畜牧业理论，已为我国牧区广泛采用，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水平。主持制订了以草原调查与规划、草原培育学、草原保护学、牧草栽培学等专业课为核心的中国第一个全国草原本科专业统一教学计划，这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高等草业教育的迅速发展与保证培养质量奠定了科学基础。

他的工作和成果引起了高层关注，1978年，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同志得知后，利用星期天，专门到天祝草原站上去看望他。这位毕业于北平农学院农学专业的省委书记对他的试验饶有兴趣，详细地听取了他的汇报，赞扬了他对创建我国草原学做出的贡献。当看到他的工作条件如此简陋、环境如此艰苦，至今还是个没编制、没经费的“黑站”时，当即拍板给站上解决了10个人员编制和10万元经费。

文革一结束，任继周又多方奔走呼吁，争取农业部和甘肃省的支持，于1981年促成了部省合办的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的成立，组建起一支专业学术团队，在全国开展系统的草原科学研究。他还创办了草原学科领域的三种刊物，创建了我国高等农业院校4门草原专业课程，草业学科成为该领域的全国唯一国家级重点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来，任继周又带上学术团队在我国黄土高原、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及内海滩涂开展了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并逐步形成了草地农业生态学的理论体系，成为我国现代草原科学奠基人和引领中国现代草业科学发展的一面旗帜。特别是1983年起，在贵州省威宁县开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贵州草地农业系统项目，在他的学生蒋文兰研究员的具体组织下，经15年的研究、示范、推广，形成了云贵高原改良草地、发展放牧型畜牧业的“灼圃模式”，为南方人工草地畜牧业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新西兰梅西大学还设立了以任继周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

1985年，任继周组织当时研究所的力量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专门化的草坪企业，开展了草坪建植养护的一系列技术研究，如通过草坪种子直接建植草坪在国内都属首创。

根据这一技术体系建成的北京第11届亚运会田径主场地——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运动场、全国青运会主场地——沈阳体育中心运动场，被国内外专家与教练员、运动员誉为国际一流水平。任继周说，“现在我国的草坪产业发展得已经非常不错了，但类似于国外的产学研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尤其在草坪育种与草坪机械方面，与国外还有不小的差距。”

1983年与1991年任继周受农业部委托，两次牵头召开会议，分别制订了“攻读草原科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了“攻读草原科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了“攻读草原科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要求”，被农业部批准并颁发各高校施行。

从20世纪40年代任继周的老师王栋将草原学引入中国开始，到80年代初钱学森正式提出“草产业”，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草业科学已从最初的“一穷二白”，走过了由单门课程发展到完整的研究生、本专科教育，由二级学科发展到一级学科的历程。任继周几乎参与了中国草业科学教育发展的每一个步骤，培养了我国草业科学界早期的大部分人才。

1995年，任继周凭借在草地科学上的卓越贡献，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当选为院士后，北京、南京等发达地区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向任继周抛出了“橄榄枝”，有的地方提供独栋楼，一年24万元的津贴，美国一所单位也邀请他和爱人共同赴美工作，都被他一一拒绝。

“我的草原生态研究所就在兰州，我哪里也不去。”任继周说。就这样，他一头扎进大西北，逾一甲子，无怨无悔。

宏图大略，粮草兼顾

除了建立、完善草业科学的教学体系，任继周将毕生时间和精力都奉献在了推动草地农业发展、构筑食物安全“链条”的事业上，在他看来，“草业在保障我国食物安全与生态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任继周认为，我国长期推行“以粮为纲”的“耕地农业”，不仅不能满足民众食物结构已由谷物主食型改变为“谷物—动物”产品结合型的需求，而且使土地资源的破坏与土地过度开垦愈演愈烈，生存环境的恶化日益加剧。

年轻时“科学救国”的志向再次在他的心中“燃烧”：“要改变中国农业结构，保障我国生态与食物安全，就必须在保护耕地的同时，大力发展草业、畜牧业，‘藏粮于草’。”

任继周介绍，我国国土中耕地面积仅占12.7%，面积最大的草地约40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41%，是耕地面积的三倍多。在我国农业发展中，作为面积最大的土地类型和世界三大食物来源地的草地，如果得不到重视，就是浪费资源。“传统耕地应实行草田轮作，这不但能保证粮食产量不下降，还能成倍增加牧草等饲用作物，培肥地力，减少面源污染。”

任继周及其团队在黄土高原进行了草田轮作试验，结果显示，粮食单产增加60%，肥料用量减少1/3，水用量大约节约17%，而整体经济效益大约增加1倍。

任继周强调，耕地农业变为草地农业是大势所趋，结构改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食物安全问题。同样的土地和水资源，如果生产牧草，可收获能量比谷物多3到5倍，蛋白质比谷物多4到8倍，既能使口粮和饲料供应有余，还能保证民众的膳食结构。“牛羊吃得好了，民众从中摄取的营养价值也高了，膳食结构肯定会改变。”

然而，任继周的观点与主流观念存在冲突，很难得到决策部门认可。任继周深感忧虑：“这是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很难马上改变。其直接导致的恶果是，国内草原遭受了最大的破坏，其严重程度甚至在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草原面积缩小了，品质变坏了，整个生态系统也受到严重影响”。

2013年7月，任继周联合8位院士，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我国从‘耕地农业’向‘粮草兼顾’结构转型的建议”，受到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我从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看到了中央对‘调结构’的明确指示。”任继周说。

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表示，我国将加快发展草牧业，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

“我们要大力发展草地农业，学会充分利用一切农用土地资源，向草山要‘肉’、要‘粮’，既要生产人粮，更要生产‘畜粮’，最终使人吃人粮、牲畜吃‘畜粮’。”任继周对于草地农业寄予厚望。

祝愿学校事业攀高峰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在美好的初夏时节， 2016年5月 17日 ，值此学校70华诞来临之际，校党委书记张俊宗等领导赴北京拜访了任继周院士，送去了我校师生对任老先生的祝福。

张俊宗亲切地询问了任继周院士的生活、工作情况，表达了全校师生对任先生及夫人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介绍了学校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和农耕文明传承等方面的新思路、新成就。详细汇报了学校草业科学重点学科建设基本情况、学校“十三五”规划、综合改革等重大战略部署和发展目标。感谢任继周院士长期以来对学校发展的关心、帮助和支持，诚恳邀请任继周院士莅临学校指导学校建设发展，把学校辉煌且艰难的办学历程讲述给现在的甘农人，把草业科学的发展历程讲述给现在的甘农人，为70周年校庆提供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年过九旬的任继周院士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思维清晰，说话坚定有力。他十分关心学校近几年来的发展变化，深情地回忆了自己的老师、老院长盛彤笙先生以及自己在甘肃农业大学工作、生活的情景。从兰州小西湖国立兽医学院的创建、50年代河西走廊草原调查到70年代黄土高原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研究、80年代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的建立，从草原科学高级教习班到我国第一个全国草原专业统一教学计划的制定，草原科学的起步、发展到壮大，历历在目，如数家珍。任继周院士对学校70华诞表示祝贺，祝愿学校的事业再攀高峰，愉快地接受了学校领导的邀请。

10月10日校庆大会，任继周如约参加，并与学校领导共切母校70华诞生日蛋糕。

在2016年的第32个教师节表彰大会上，任继周院士也应邀来校，他动情地说，这是自己参加过的最辉煌的教师节庆典，十分激动，不禁想起恩师盛彤笙先生、王栋先生。国立兽医学院创建之初，全部师生不过100余人，发展到今天人才济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校能发展到今天，应该归功于以盛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先贤，他们的远大目光、开阔胸襟、学贯中西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和楷模。相信学校未来会取得更多、更好、更伟大的成绩。

我与任继周先生的二三事——为庆贺任继周先生九十华诞而作

作为任继周先生学术集体的一员，我在他的带领下工作达30余年，自然有很多的人与亊值得回忆。在庆贺任先生90华诞之际，我想撷取二三亊记述如下与大家共享。

我第一次到首都北京

1959年8月,我到当时的畜牧系饲料生产教研组报到时,全校上下正忙着准备迎接国庆十周年的献礼活动,我们在梁明珍老师带领下到教学实习农场的牧草试验地,实测了一块青贮玉米和二块紫花苜蓿的产量，然后我将这些测产数据编写成两篇文章，经任先生俢改鉛印后呈现在教研组实验室的展览台上。可能是我在写文章上初步显露一点才毕，在国庆节过后不久，任先生就派我去北京的农业出版社校阅《草原学》笫一版。那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美差，我们教研组的梁明珍老师听说要派我去北京，就送给我两张布票，要我赶快做了一套深蓝色的制服，现在从我保存的老照片中，还可以看到我在北京农业展览馆雕塑前的影像上，我进京时的穿着还入时挺帅气的。

经过简单准备后,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出发了，从甘肃武威黄羊镇到北京乘火车要走两天两夜,与我同行的是兽医系的张邦杰先生，他领着我第一次坐火车卧铺,笫一次到苏联展览馆(现北京展览馆)吃西餐,笫一次看到了当时北京的电视，也笫一次游览北京的主要名胜古迹，同时我还拜访了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老同学，代表教研组的老师看望了在外国语学院学习的金巨和先生。我还去外文书店买了几本俄文专业书，当然也釆购一些能买到的食品之类。

1959年上半年甘肃就已出现饥荒，我们在甘肃天祝种羊场毕业实习时就开始吃野菜做的大锅清水汤。当时首都虽然凭粮票才能吃到饭,但比起处于饥荒笼罩的大西北要好得多。我记得有一天傍晚,在一条胡同里闲游时,看到一家小饭馆开着门，我便走了进去,老板说没饭了,但还有一个红烧猪蹄,我花了五角钱便美餐一顿,其美味在后来饥寒的梦中常常被唤起。回学校时张松荫先生的亲戚托我给他带了一大包食品,我带的东西较多,不便拿上火车，张邦杰先生帮助送到火车站托运，结果寄运到黄羊镇火车站后食品被盗，只取回来一个空提包,在当时那些食品是可以救活一条生命的，后来很长时间使我惋惜不已。

从北京回校后除陪李逸民先生去了一次山丹大马营调查草原放养猪的情况外，任先生给我的任务是校阅和整理已翻译的原苏联列宁格勒农学院伊万—拉林教授的《草原学---刈草地和放牧地经营》初稿,我负责《饲用植物》和《草地改良》两章。在饿肚子的情况下，虽然整理的那些稿件不知所终，但也使我学了些专业俄语和本专业的基础知识。

国家规定新参加工作的人员都无探亲假，我们在饥寒交迫中度过了1960年的春节。开学后任先生又组织全系师生对甘肃河西走廊的畜牧业生产进行调查规划，我和几名高年级学生被抓到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的安南坝乡,进行草原畜牧业生产调查。我们在牧民的蒙古包里住了六七天，访问了些牲畜种类和数量，而草原情况无从调查，因为三月份当地还是冰天雪地一片。从阿克塞县回校后在校待了不长时间，我又被派去民勤县薛柏乡参加中囯科学院治沙队民勤治沙站的科研工作。自1960年5月至1961年12月，我们观察了《骆驼的牧食习性》《沙地草场饲用植物生长季节动态》和《牧草引种栽培试验》。可惜的是这些观测资料都遗失了，但这两年在荒漠草原的科研活动，使我对荒漠有了比较深刻的感性认识,为以后我带领大学生在内蒙古阿拉善荒漠地区进行草原调查规划实习奠定了一定基础。

这一时期也是“插红旗,拔白旗”政治运动盛行期，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多只带耳朵听听会，接受政治教育，但在会上每日所思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吃顿饱饭，因为饥锇是每个人无法抗拒的。在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反右倾的政治形势下，人们做出一些不科学和脱离实际的事，说一些过头的话都是难免的。1964年冬天“四清运动”时，对脱离实际的浮夸风进行了彻底批判，我想主要是组织那次河西走廊畜牧业生产调查与规划的时机太不符合时宜，那是在严重的饥荒下组织大批人员下乡,实在是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

我第一次去金强河草原站

1960年10月底,我自民勤治沙站回到学校后，任先生动员教研组的年轻人轮流到金强河草原站值守。当时学较已有不少人吃不饱饭，而我因在民勤治沙站有野外粮食补助，加上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人员可以打猎，偶尔改善一下生活，我庆幸沒有患浮肿病，应该感激任先生给我派的美差。去金强河草原站之前我还去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开过一次治沙科研总结会，当时呼市街上还有较好供应，我买到了一顶紫羔皮帽子和羊毛围巾，还给未婚妻买了一件红色羊毛背心，印象深刻的事是在街上见到卡车拉的死黄羊，据说是政府组织打猎供给市民的肉食。

我记不清是乘火车还是搭汽车，先到天祝藏族自治县所在地——安远驿，找到兽医系设在那里的一个兽医站，站长是1957年兽医系毕业的学生陈兆毅，他热情地招待我吃了一顿洋芋面片，睡了一夜热坑，笫二天早晨吃完炒面喝足茶，经他指点我独自一人,先沿着大车路走到乌鞘岭火车站下的一个村庄旁，越过铁路后爬山到达山脊，在南坡遇到一个牧羊人，指看了马牙雪山和马营沟口的一座小房子,我顺着山坡下去来到河边，河岸已结冰只好脱鞋涉水过河，第一次体验到寒冷刺骨的味道。过河后上到一片滩地，然后直奔马营沟口，找到当时守站的两名工人,他们是当地人，有时他们白天回家晩上回站，站上的工作只是记录三次气温和地温。当时的房子为两间小土房，我住的房间好像是库房，沒有取暖火炉，晩上不敢脱衣睡，盖了几件光板皮大衣，压得难以喘气，好在有一个马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看专业书，度过寒冷的夜晩。我还没学会做饭，尽吃些炒面和煮洋芋。印象最深的事是他们给我一个煮熟的羊头，我吃了三四天，其美味终身不能忘却，现已忘了那两位工人的姓名，但他们给予我的关照是应该永远铭记的。

过了十来天，王欣同志回到站上，他派我到兰州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购买些牧草种子作引种试验用，当时去任何地方都要单位开具介绍信，为了办事方便他给了我三张空白介绍信，我住在兰州西站的建兰饭店，一天晚上半夜查夜旳人，发现我在书中夹的空白介绍信，硬是不由分说把我由住房带到一个大房子里，同时住进来十多个身份不明的人，至到第二天下午才获得自由。后来听说是电话打到甘肃省畜牧厅，那里有一位女同学叫买树贤，她证明我是甘肃农业大学的教师，这件事就如同我在火车站前的饭馆里吃饭时被乞讨人员抢了一样，沒有给更多的人宣扬。

1965年春季我又被派去金强河草原站，而且一待就是十年，在那里虽然没有丰富的物质与文化生活，但可享受蓝天白云和雪山草地的美景，使我更深刻地认识了青藏髙原的草原和草原畜牧业生产，也结交了些牧民朋友。更值得回忆的是我有两个儿子就出生在金强河草原站，也算是人生中的一段美好记忆。

我第一次花巨额科研费

1966年春季开学后，我陪任先生从黄羊镇乘火车到兰州办事，记得当时同行的还有学校的许绶泰副校长。到兰州后我们一同去了当时设在平凉路上的甘肃省科技厅，任先生给一个管农业科技的处长，汇报了甘肃农业大学在天祝金强河草原站的一些科研情况，由我起草了一个开展较大规模草原改良试验的报告，经任先生修改后呈报上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到1968年夏天，任先生到草原站住了一段时间，他还想做些科研工作。有一天他领着我的两个孩子，拿着我们捅火炉的铁棍在房后的草地上撅草皮，想模拟打孔作业改良草地的通气条件，结果沒捣几个孔便使他的手磨烂出了血。当时我们也得知甘肃省科技厅给草原改良试验项目拨款三万元已到学校，于是我去请来公社社长张国胜同志一起商定，要搞一项以划破草皮和灌水施肥为主的草原改良试验，当时已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我就去学校要这笔科研费，他们答复说科研经费已作文化大革命经费用了沒有给。到1969年春天我先向学校借了一万元，开始在金强河火车站下的滩地和红疙瘩用钢筋混疑土和铁丝围建两块试验地，占草地面积有2100亩，并修了一条引水渠安装上一台水轮泵，共使用科研经费近两万元。

为什么要搞这样的试验？因为1964年“四清运动”时有人怀疑高山草原改良试验的成果。早期的草地改良试验是在马营沟口做的，虽然处理很多但都是小面积，而且围栏不坚固，常遭牛羊偷食破坏，影响结果的真实性。所以1963年任先生和我到青海省铁卜加草原改良试验站(地点在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石乃亥乡切吉村)，选了一片严重退化草地，用无臂犁作划破草皮试验，我们着重观测了划破草皮对土壤通气和透水性能的影响，主要测定水热状况和土壤二氧化碳的变化来评判划破的效果，其结果都是正效应。1967年青海省工业厅农牧机械研究所与我们合作，用他们研制的划破机具在金强河的赛马滩作了大面积试耕，为防止动物采食破坏，我们专门加工制作了一批钢筋锥形笼罩，罩在试验地上野兔都不能偷食，更消除了牛羊偷食破坏，其测产结果应该是可信的。1972年我写成一篇总结报告，结论是:单项划破技术，笫一年减产，笫二年后可増产20%—30%,如果加上灌水施肥则可成倍增产。所以1975年又在赛马滩搞了一千多亩的综合改良试验田，结果是草高及腰，草地产草量増产数倍。但技术上可行，经济上不可行，因为将增产的草转化为畜产品后，其效益为负值。当前一头牦牛的市价己达一万多元，再推广这些技术应该是可行的时机。

2007年夏天，我回金强河故地重游，看到当年制作的一些钢筋混凝土立柱还在起作用，而铁丝和引水渠已不复存在，各种网围栏己普遍使用，草原牧区的交通、电力、通讯和牧民住房也有很大变化，草地资源己由放牧利用发展到保护生态和科学放牧的历史时期，隨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牧区人口逐渐减少，牧业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快速推进。

（前半部分根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文静、程楠等资料整理，后半部分《我与任继周先生的二三亊——为庆贺任继周先生九十华诞而作》作者系草业学院牟新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