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钱学森之问’，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科学大师。其实大师提出的问题，答案就在大师的心中。”

12月14日上午，在与甘肃农业大学钱学森沙产业奖学金班学生座谈时，钱学森之子钱永刚一开场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问题。

众所周知，钱学森去世后，武汉几所高校的11名教授联名写给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一封公开信，希望中国教育能够直面钱学森留下的那句震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并呼吁人们在一起面对“钱学森之问”中，寻求中国教育种种问题的解决之道。从公开信发表到现在，“钱学森之问”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为此，钱永刚在座谈会上深情讲述了钱老生前的三个小故事。透过这几个故事，关于什么是大师、怎样成就大师、怎样回答“钱学森之问”，人们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故事一：20多年前，国家科委一位工作人员在一次会议期间负责给钱学森送文件，一来二去和钱老比较熟了。有一天送完文件，他看钱老似乎有空闲，情绪也不错，就斗胆请教钱老一个盘旋在自己心中好多年的问题：大师和教授之间的区别究竟是什么？钱老听后笑了。沉思片刻后，他回答说：“当你就一个学科方面的问题请教一位大师时，他会用从这个房间门走到另一个房间门的短短时间，给你一个明确无误的回答；而当你就一个学科方面的问题请教一位教授时，他三个小时还没有讲完。譬如一个有关历史的问题，教授讲了三个小时，才讲到封建社会；一个有关工程物理的问题，教授讲了三个小时，才讲完半导体。”这个回答让这位工作人员记了几十年。钱老去世后，已经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他在同钱永刚交谈时讲起了这个难以忘怀的故事。

故事二：钱学森作为一个大科学家，相当多的精力放在了如何启发更多的人把自身的工作做好，而如何让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钱老的批评意见，就有个方式方法的问题。钱老的做法很有特点。一次，钱老交给后来成为计算机专家的一位年轻人一个任务，请他写一篇关于世界计算机软件发展状况的文章。这位年轻人以为很容易，因为这正好是他的专业。回去后用了半天时间写好，打印出来，下班前送给钱老。过了两天，他去找钱老了解意见。钱老笑呵呵地说：“你的文章写了几十页，我也给你写一点，但只有一张纸，请你看看。”纸上是一首诗：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这位年轻人的文学造诣也不错，当即呵呵一笑说:“请您把文章还给我吧，我再改改后拿给您看。”钱老在学术上一向十分严谨，这位年轻人改了几次后，钱老都不吭声。改到第五次后，钱老说“可以”了，并写了一张纸，让他带着去找某计算机刊物的主编。信上说“这篇文章颇有新意，请考虑是否发表。”这件事对这位年轻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钱老的严谨、与人沟通交流的艺术、对年轻人的关心扶持都让他终生难忘。

故事三：钱老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从事大量的科学理论研究。就是这个时期，他提出了沙产业理论等一系列理论构想。他对晚年的成就非常自豪，常常说自己“退下来的十几年能从事科学理论研究并有一点儿成绩，这十几年没白过。”有一次，上班不久的孙子周末来看望爷爷，兴奋地说：“最近我们单位上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我们机关将爷爷您的事迹作为教育材料。从小我听爸爸讲了您的好多事，但这次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您的很多事，很受教育。爷爷，您真伟大！”钱老以往对小孙子说的一些好听的话不以为然，这次他抓住这个话题说：“你说的都是我做航天的事。你要知道，我50年前做航天，都是将科学上的一些成熟理论加以应用，搞火箭、导弹。这没什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国家需要我做我就做。我不认为你说我伟大的地方就是伟大的。如果我50年前那些事儿也叫伟大，你的要求太低了。你记住：21世纪的爷爷将更伟大！”

“就在人们热议‘钱学森之问’的时候，早在八年前，甘肃农业大学就已经成立了‘钱学森沙产业奖学金班’，父亲把自己获得的巨额奖金，捐给了沙产业基金会，这本身就体现了一个科学大师的风范和考虑问题的不同之处。”钱永刚用这样的感慨总结钱老的大师风范。

据相关报道介绍，钱学森一直认为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就是走“科学与艺术结合”之路。钱老自己不仅是科学大师，而且在音乐、绘画、摄影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科学创新的思想火花是从不同领域的大跨度联想激活的。”他总说，“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而终于逻辑思维。”

“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钱学森曾对前来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在与钱学森沙产业奖学金班的同学座谈时，钱永刚希望学农的同学能够多学习文化艺术知识，多从艺术入手加强人文精神和形象思维的培养。他说，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我们对逻辑思维的训练偏多，而对形象思维的训练远远不够。这是制约创新思维的重要因素。解答“钱学森之问”，需要在教育改革中切实解决这一问题。

而前不久，中国工程院院士许智宏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他说，“钱学森之问”和“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诺贝尔奖”这两个问题的核心解决方法是一致的——即“我们必须下大功夫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在科学界和大学中大大加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教育。”在演讲中，许智宏院士运用大量的材料，对现今中国科学界的不良之风现象及深层次原因给予解读，他认为，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是科学道德建设的核心根基，而加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这是科研人员必备的素质！”他认为，人文精神即理性的质疑和批判、学术自由、真善美；科学精神是探求真理、追求卓越、科学的奉献精神，实事求是、恪守科学道德。他呼吁说，“不要只宣传科学家们做出了哪些成果，更应该宣传优秀科学家们的科学精神！”

回答“钱学森之问”固然需要很多的探索和多方面的努力，以上的故事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