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舞台艺术为笔，历史风云为卷。近日，我校原创校史话剧《盛彤笙》再度上演，为2025级新生呈现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校史育人”大思政课。这不仅是故事的讲述，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盛彤笙先生等先贤“逆向西行、扎根西北”的崇高形象与“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甘农精神变得可感可知。本期，我们对话剧中盛彤笙先生扮演者——2024级园艺学院朱德智同学，朱宣人先生扮演者——2024级园艺学院董勤恒同学，通过他们的讲述，触摸学校厚重的历史脉络，汲取前辈的精神力量，厚植爱国荣校情怀，开启奋斗新征程。

记者：在饰演盛彤笙先生的过程中，你是如何理解他从南京“逆向西行”这一决定的？在舞台上呈现这一内心抉择时，你有哪些特别的感受？

盛彤笙先生扮演者：其实在准备角色时，我一直在想，一个在南京已有稳定事业并将组建家庭的人，为什么要选择去荒凉的大西北？排练初期，我试着去体会他离开前的犹豫——那里有熟悉的街道、亲密的同事，还有对未来的某种安稳预期。每次演到收拾行囊、与亲友道别的片段，我都会不自觉地放慢动作，让眼神里流露出几分不舍。但真正触动我的，是在查阅校史时读到的那句：“学习兽医科学，就是要增加皮毛乳肉的产量，使全国同胞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大家都能享受畜牧业之惠，享受现代人应有的生活，做一个健康强壮的中国人!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这句话像一束光，突然照亮了盛彤笙先生西行的意义。在舞台上，当我说出“中国还没有一所真正独立的兽医学院”时，语气会不自觉地加重，脊背也会挺得更直。那种感受不再是“表演”，而是一种真实的使命感——仿佛自己真的成了那个毅然踏上西行之路的青年学者。这种体验让我深刻体会到，真正的选择往往不在于计算得失，而在于内心是否听见了远方的呼唤。

记者：盛彤笙先生在艰苦环境中办学、抗疫、培养人才，将学问深深扎根在西北的土地上。饰演这样一位“学以致用、服务家国”的先辈，对你个人的学习与成长有怎样的启发？

盛彤笙先生扮演者：扮演盛彤笙先生的过程，其实是我重新认识“学习”意义的过程。以前总觉得，学好专业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过上好生活。但通过先生，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知识是可以用来改变一群人、甚至一个民族命运的。在排练“围剿牛瘟”那场戏时，我们特意找了资料去了解了当时的疫情情况。当了解到因为兽医学院师生的及时介入，牛群得以挽救，无数牧民家庭保住了生计时，我忽然明白——所谓“学以致用”，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把课堂上的理论变成土地上的生机。回到现实中，我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专业。以前总觉得书本知识离实际较远，但现在我会结合所学专业主动关注乡村振兴中的难题，和同学一起参与暑期科技支农项目。这种转变，是盛彤笙先生带给我的最宝贵的礼物，学习是为了让国家、社会变得更好。

记者：话剧中有许多艰难时刻——经费短缺、政局动荡、甚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在演绎这些片段时，你如何把握盛彤笙先生在困境中的坚持？这种坚持对你应对大学生活中的困难有怎样的影响？

盛彤笙先生扮演者：最难演的一场戏，是面对炸药包威胁时，盛彤笙先生说出“要炸伏羲堂，等于要我的命”。排练时，我一度找不到感觉，直到老师问我：“如果你花了四年时间准备一场重要的比赛，突然有人要毁掉你的一切，你会怎么办？”那一刻，我恍然大悟，伏羲堂不只是砖瓦，它是盛彤笙先生全部心血的结晶，是中国畜牧兽医教育的火种。所以在舞台上，我说那句台词时声音是颤抖的，但眼神是坚定的。这种“以命相护”的决绝，让我对“坚持”有了新的理解。回想自己，有时遇到一门难课、一次失败的实验，就容易沮丧甚至想放弃。但每次想起盛彤笙先生在几乎无望的环境中仍守护着伏羲堂，我就觉得眼前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他教会我的，不是“永不失败”，而是“永不停步”。

记者：你如何看待盛彤笙先生与朱宣人先生等人之间“并肩作战”的情谊？在与其他演员的合作中，是否也感受到了类似的凝聚力？

盛彤笙先生扮演者：在话剧中，盛彤笙先生从来不是孤胆英雄。朱宣人先生、还有那些扎根西北“志同道合”者，是他们共同撑起了这片天空。排练时，我和朱宣人先生的扮演者经常一起琢磨戏，讨论那个年代的学者是怎样在动荡中相互支撑的。有一场戏是两人在伏羲堂前夜话，台词不多，主要靠眼神和动作传递信任。我们俩排练时甚至不用说话，一个点头、一个微笑，就能感受到那种“同志般”的默契。这种默契也延伸到了戏外。我们剧组来自不同学院、不同年级，但因为这部话剧，我们都成了“甘农精神”的传递者。记得有一次排练到很晚，大家又累又饿，不知谁哼起了校歌，所有人都不自觉地跟着唱起来。那一刻，灯光下的我们仿佛真的成了当年的师生，为了同一个理想聚在一起，这种因共同使命而产生的凝聚力，是我在大学里最珍贵的收获之一。

记者：饰演朱宣人先生这样一位留英归国、扎根西北的学者，你是如何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的？在你看来，他选择与盛彤笙先生并肩奋斗的动力是什么？

朱宣人先生扮演者：刚开始接触朱宣人先生这个角色时，我总觉得他离我很远，一个留洋博士，怎么会甘心留在西北的艰苦环境中？为了理解他，我了解了他的生平资料。渐渐地，我发现他的选择并非出于冲动，而是一种清醒的“回归”。他在英国见过先进的畜牧兽医体系，也深知祖国的落后。而盛彤笙先生创办兽医学院的理想，恰恰给了他一个报国的平台。在演绎他决定西行的场景时，我没有刻意表现激昂，因为真正的决心，往往是安静而持久的。对我来说，饰演朱宣人先生最大的收获，是理解了“担当”二字的重量——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做出惊天动地的选择，但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与时代相连的方式。

记者：话剧中有朱宣人先生劝盛彤笙先生撤离、却又尊重其决定的片段。你在演绎这种复杂情感时，是如何平衡个人情感与共同理想的？

朱宣人先生扮演者：那场戏是我个人最喜欢，也最难把握的。朱宣人先生得知“学人抢救计划”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恩师兼战友的安危，这是人之常情；但他也深知，盛彤笙先生与伏羲堂早已血脉相连。排练时，我反复揣摩这种既担忧又不忍强求的矛盾心理。最后我更多是用肢体语言来表达：劝说他时，我会不自觉地向前倾身，语气急促；而当盛彤笙先生坚定拒绝后，我会慢慢后退一步，低下头，再抬起时眼神已从焦虑转为平静——那是一种“我懂你，我陪你”的无声承诺。这让我联想到现实中的友谊与团队精神，真正的支持不是强行改变对方，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并肩前行。就像我们剧组，每个人对角色理解不同，但最终都融入同一个舞台，因为我们都相信这部剧的意义。

记者：通过饰演盛彤笙先生，你对“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甘农精神有了怎样的新理解？这种精神对当代青年的成长又意味着什么？

盛彤笙先生扮演者：在成为“盛彤笙先生”之前，“自强不息，奋发有为”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宏大的精神坐标。但当我真正走进先生的世界，翻阅那些发黄的历史照片，触摸那些真实的往事，我才惊觉，这八个字并非悬于高空，它就凝结在伏羲堂的一砖一瓦里，流淌在西行的每一步足迹中。

现在对我而言，甘农精神不再是抽象的口号。它变得无比具体，是盛彤笙先生在荒滩上画出伏羲堂蓝图时的眼神，是在油灯下熬夜编写讲义的专注，是面对威胁时“要炸伏羲堂，先杀了我”的以命相护。它从一段校史，变成了可以触摸的人格力量。饰演先生，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精神“入伍”。它让我坚信，传承甘农精神，就是要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践行那份始于匮乏却不坠青云之志的“自强”，担当那份扎根大地、服务家国的“有为”。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续写先生未竟的“大地论文”。

记者：如果盛彤笙先生、朱宣人先生等先辈能看到今天的甘肃农业大学，你觉得他们会最关心什么？作为新时代的甘农学子，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盛彤笙先生扮演者：我想，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大楼有多高、校园有多大，而是伏羲堂前的初心是否还在——是否还有人心系苍生衣食，是否还有人甘坐科研冷板凳，是否还有人在西北的土地上书写新的故事。作为扮演者，我仿佛与他们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我想对他们说：今天的甘农师生，依然牢记并践行着“臻进人类健康，裨益国民生计”的办学初心，我们或许不再面对荒滩与战火，但我们面对的是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难题、推进乡村振兴的课题、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考题……我们会带着先生的勇气与执着，走好我们这一代甘农人的长征路。

朱宣人先生扮演者：我觉得他们会欣慰地看到，他们当年守护的火种，已经燎原。而我想对他们说：谢谢你们，用一生为我们标定了精神坐标。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成为像你们那样的大家，但我们可以成为像你们一样脚踏实地、心怀家国的人。在实验室里严谨求实，在田野间俯身耕耘，在社会需要时挺身而出——这就是我们对“甘农精神”最好的继承。

记者手记：一场话剧，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在这些年轻扮演者的眼中，盛彤笙先生、朱宣人先生不再是历史书中遥远的名字，而是有温度、有呼吸的榜样。通过“扮演”，他们完成了对校史的沉浸式阅读；通过“代入”，他们实现了与先辈精神的深层共鸣。这正是校史育人的独特魅力：它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唤醒——历史照亮现实，现实激活历史。当吾辈青年与往昔先贤在精神上同频共振，“甘农精神”便不再是静态的遗产，而是流动的基因，在一代代甘农人身上延续、生长、绽放新的光彩。而这，或许正是这部话剧最深层的价值所在。